◎ 二千年前的古樂器,現為你揚起神秘、古典的幽情……
◎ 編鐘、編磬、虎、陶壎、骨哨、古琴、瑟、古琵琶、排簫、篳篥、箜篌的古樂器，神秘、古典的千古絕響，重現人間
◎ 集合考古、音樂、歌舞、文學的難得鉅作，是中國音樂文化的

湖北省歌舞團原名湖北省民間歌舞團。一九五九年籌建，正式建團於一九六四年，是致力於湖北民族民間歌舞藝術發展的專業表演團體。廿多年來，該團在繼承湖北民族民間藝術優秀遺產的基礎上，創作演出了許多深受群眾喜愛的音樂舞蹈節目。在全國性的音樂，舞蹈比賽中，多次榮獲優秀獎，是頗有影響的歌舞文藝團體。

一九七八年八月，湖北省考古工作隊在隨縣擂鼓墩發崛了一座距今二千四百多年戰國時期的古墓──曾侯乙墓。墓葬中出土了具有鮮明楚文化特色的編鐘、編磬、建鼓、箎、竽、排簫、瑟、琴等一百二十多件古代樂器及大批文物。這座「地下音樂殿堂」的發崛，引起了國內外的熱切關注，特別是由六十四口銅質鐘組成的一套編鐘，其音域寬闊，音色優美。工藝精良、造型宏偉，是我國已知最早具有十二律半音音階關係的大型定調樂器。這一音樂史上的重大發現，充分展示了中華民族遠古文化的輝煌成就。它不僅使今人為之傾倒，并使國人觀后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華彩紛呈的出土文物使藝術家們的靈感火花迸發，他們邁開大步從民間藝術的廣度向民族藝術的深度迸發，決心在舞臺藝術的空間讓祖國的文化遺產重放異彩。湖北省歌舞團的藝術家們在廿年積累的基礎上，經過三年時間的準備，在湖北省博物館以及全國卅多位音樂、舞蹈、美術、史學家的幫助下，用半年時間仿制出了編鐘、編磬等一批古樂器并創作排練出一臺反映中華民族古代文明的文藝節目──《編鐘樂舞》。

《編鐘樂舞》自一九八三年八月公演以后，受到了中外觀眾的熱烈歡迎，得到文藝界的普遍稱贊，是一部成功之作。

《編鐘樂舞》是受出土文物的啟示，試圖反映古代楚人文化的古典歌舞。屈原是楚文化的杰出代表，他生在楚地，為人秉德無私，品性高尚，一生中愛國憂民謀求民富國強；他的詩作「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構思奇特，詞語瑰麗，飽含著愛國主義思想。於是，總體設計者在設計時，將屈原的部分詩篇作為「樂舞」的核心，選用了《桔頌》、《國殤》譜成樂歌、祭歌；依《哀郢》、《云中君》意境譜曲成塤和箎的獨奏曲；以《九歌?東皇太乙》、《招魂》、《東君》中有關樂舞的描繪編成《祭祀樂舞?迎神》和《楚宮宴樂》。

「樂舞」中的《農事組舞?耕耘?采桑?山獵》是根據《左傳》中關於古楚先民披荊斬棘、艱苦創業的記載立意，參照出土文物上采桑、狩獵圖紋創作的。《武舞》在周代是很流行的宮廷樂舞，而古代楚人尚武并在謀求一統天下的征戰中奮勇頑強，故參照戰國文物上的水陸攻戰圖紋創作了《武舞?出徵》以表現軍士出徵前的昂揚斗志。為了多側面表現當時的文化生活，編者在《房中樂》中選用了《詩經?周南》里的民間情歌《關睢》，還根據《史記》中有關輔佐楚莊王稱霸、政績卓著、廉潔奉公的楚令尹孫叔敖的記載，選用了《古詩源》中的《慷歌》以歌訟這一歷史名人。

《編鐘樂舞》反映了古代楚國的文化藝術、農事、征戰、祭祀、宮廷宴樂等側面，以編鐘為主的古樂器作為演奏和伴奏樂器，其內容、形式基本上有據可查或有文物佐證，因而舞臺上所展現出來的古楚文明通過藝術創造后，使觀眾感到真實而生動。
《編鐘樂舞》繼承了我國民族歌舞的「歌、樂、舞」融為一體的傳統藝術形式。

關於此種藝術形式在文獻資料上并不少見。如《楚辭》中有「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九歌?東皇太乙》）；「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九歌?東君》）屈原在詩中描繪了當時的人們在舉槌擊鼓，陳竽弄瑟的同時，安歌以和併緩節應律而舞，那美妙的舞姿合著柔美的歌聲賽過了飛翔的翠鳥。這是對「歌、樂、舞」融為一體的形象描述。漢代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說：「《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由此可見，古代楚人祭祀或娛樂時，是歌、樂、舞同時并舉的。在《詩經》中也有許多載歌載舞、載樂載舞的描寫。

在《編鐘樂舞》的創作中，編導者根據史料記載和內容情感的變化需要，在《祭歌?國殤》中段采用了湖北民間舞《跳喪鼓》的舞蹈語匯，邊歌邊舞使其氣氛壯烈；在《樂舞?桔頌》中運用了多種舞蹈造型，以渲染意境；在《房中樂?慷歌》中借鑒了戲劇身段，不僅表演詼諧，也符合宮中「優孟」諷諫的身份和情趣。在《農事組舞?耕耘》中一人持鼓擊節領唱，眾人合之以舞，保持了農村秧田歌的風格，而在《鐘磬古樂》里則是「樂有音聲」，《楚宮宴樂》里則是載歌載舞。

「歌、樂、舞」相結合的藝術形式給人以親切感，這種藝術形式不僅在先秦時期的「歌舞之邦」流行，后世的漢賦、唐詩、宋詞中也多有維妙維肖的描繪，而元代以后的戲曲則更是詩、歌、樂、舞的綜合藝術了，這種符合民情而又為人喜聞樂見的傳統藝術應在今天的舞臺上更多地展現。

《編鐘樂舞》繼承了傳統藝術形式，但又不是傳統藝術形式的重覆，而是以創新的精神和嶄新的面貌給人們清新的藝術感受。在創作中，編導者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做到每個節目有據可查，努力使其保持古樸、粗獷的古楚風貌；同時又在繼承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力求浪漫、輝煌，以滿足今人的審美要求。《編鐘樂舞》中的編鐘、編磬等古樂器的仿制是在保持原件基本特徵的前提下加以美化的。

古代的「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類樂器，由於歷史的原因而失傳為絕響，或者演變成為其它樂器。為了重震千古絕響，湖北省歌舞團的樂師們以慎密的態度對待古樂器仿制，設計要求仿制樂器與原件樂器的外形、結構、音質、音色等方面要相似或相同。編鐘的仿制品與原鐘對照，在外形上極為相似，都能在一口鐘的正側鼓上敲出兩個不同音高的樂音，音質鏗鏘古樸，音色渾厚輝煌。

仿制部分古樂器的目的除了科研性質的探索外，主要目的是製作一批能夠適應現代舞臺藝術需要的古代樂器。因此，在保持原件基本特徵的前提下做適當的調整和美化是必要的。如編鐘音律問題，據有關專家對曾侯乙編鐘音律測試的結果，編鐘八度音程的音分平均值皆不相同，如果按現行國際標準音Ａ＝440赫茲為標準對照，編鐘的音高比現行音樂標準音普遍偏低，上層19個鈕鐘平均偏低26.8音分，中層33個甬鐘平均偏低38.7音分…，仿制編鐘如果依照原件的音律調音演奏，對研究先秦音樂雖然具有深遠意義，但對大部分現代觀眾聽起來就會感到不適應。基於舞臺藝術是面向廣大觀眾，該團在仿制編鐘時就按國際標準音的音高為標準校音。

在仿制其它古樂器時，也是在保持原件特徵的前提下作了調整：如五弦琴、十弦琴原件的琴體共鳴腔較小，音量不大。春秋戰國時期，宮廷樂隊規模浩大，「以眾為觀」，在百人、千人的樂隊中，一件樂器音量小是無關大局的，「濫竽充數」不易發現。今天仿制古樂器時如不增大音量就會失去其使用價值，如不保持原件基本特徵也會失去鑒賞價值。

就目前所知，我國二千多年前的音樂尚無曲譜資料可查，那么，反映古楚文化的《編鐘樂舞》的音樂創作是難以從古譜中尋聲的。《編鐘樂舞》的編作者們從廿多年收集、整理湖北民間音樂的經驗中認識到：從大量豐富的湖北民間音樂中可以尋覓其源頭──古楚音樂。

在我國有史可載的歷史中，具有近千年歷史的古代楚國的遺風是不可低估的。當年楚文人宋玉答楚王問時談到的《朝日魚麗》、《陽阿采菱》等一些優美的音樂至今尚未發現，但所說的「含商吐角」，「唱而和之」卻遺至今日的江漢平原的民歌和映田之中。秦楚之后的漢代統治者多係楚人，因流連鄉土的原因曾偏私注重楚聲「漢承楚俗」使得楚聲得以在漢代流行。到唐代，不少名人詩作中常有楚歌舞的描寫：「郢人唱白雪」、「請君留楚調」、「巫女南音歌激楚」、「楚客一奏湘煙生」等等描述，反映出南音、楚調仍為唐人喜愛。宋書中有「郢州：俗好楚歌」、明史里載「耕氓好楚歌」，清代更有楚歌流傳至今可錄。

由此可見，楚歌在故楚之地廣為傳唱，盡管時代的變遷或文化交流會引起變化，但它的不同於其它地區的特徵卻是明顯的。《編鐘樂舞》的音樂作者沒有憑空臆造，而是從湖北民歌、地方戲劇音樂、地方曲藝音樂中選擇素材、濃縮音樂主題并借鑑一些古老的琴曲作為這臺晚會的音樂基調。

另外，從歌詞的語言音調中可以找到韻調旋律或其它音樂素材。《編鐘樂舞》中的歌詞均選自《楚辭》，少數選自《詩經?周南》和《古詩源》。古代詩詞可誦、可歌、可弦、可舞，透過歌詞可以揣摩古楚音樂內涵，捕捉音樂形象及音樂語言。作者們曾將這些歌詞用普通話、方言、古語音分別反復詠誦，對比它們之間在聲調、節奏、表情音調之間的差別，最后從方言、古語音中提煉其韻調旋律，歸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徵。

先秦時期的樂譜雖無覓處，但從當時關於音樂的論述以及文物的佐證可以想像到一些表達手法。如《國語?周語》中，樂宮州鳩答周景王問時說：「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以及「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等等，代表了當時的一些人對音樂和樂器性能的認識。另外，出土編鐘的音域跨五個八度，具有七聲十二律，而且一口鐘體能敲出三度音程的二個音，既然出土古瑟有二十五弦，竽笙多至36簧都是復音樂器，那么當時不僅能旋宮轉調，演奏變化音，而且會出現和聲甚至復調。例如《楚辭》中有「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廷震驚，發激楚些」以及「繁音錯節」等描繪。試想：僅僅只有大齊奏是難以有「繁音錯節」的形容的；若不是金石齊鳴，絲竹宣發，革木贊助，音響宏偉豐滿，整個宮廷是不可能為之「震驚」的，古晉國使者也不會因聽楚樂而「驚而出走」。

《編鐘樂舞》的總體設計者和編導們以科學的態度，求實的精神，從湖北民間音樂中尋找素材，借鑒琴曲和從古詩詞中捕捉音樂形象，從文史資料中獲得啟示，創作出風格古樸，旋律、配樂別緻、音樂形象生動的音樂，《編鐘樂舞》的創作在發展中國民族音樂的道陸上作了可喜的探索。

1978年6月底，曾侯乙墓發掘工作總體告捷，隨即于7 月1日起，在隨州市文化館舉辦了《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慕名參觀者絡繹不絕。為了弘揚歷史文化，有關專家作出了將古編鐘搬上舞臺的設想。經文化部音樂研究所對編鐘進行了測音后，就地在駐隨部隊炮兵禮堂進行了首次演奏，湖北省黨政主要領導陳丕顯、韓寧夫觀看了表演，入場觀眾對這曠世之絕一飽眼福。

80年代初，《東方紅》一號衛星，帶著編鐘演奏的樂曲《東方紅》升入太空，響徹環宇。 1987年12月，曾侯乙編鐘郵票、小型張有聲郵折，開國內外音響郵票之先河，再次把編鐘的形聲推向世界.隨著編鐘的成功復制，首先由北京大鐘寺特邀我國民族音樂大師彭修文先生等著名作曲家、指揮家、演奏家，首次使用曾侯乙編鐘、編磬復制件錄制了體現昔日帝王威儀的宮廷雅樂及享譽中外的傳統名曲，由中國唱片廠廣州公司出版印制發行，讓海內外更多聽眾從中領略到編鐘那宏亮豪放、莊重肅穆、典雅纖巧等絢麗多姿的風采。其后，湖北省博物館、隨州市博物館先后也將復制編鐘對外展示并演奏。僅此，慕名前來觀賞的游客，至今已逾千萬人次以上，其中海外賓客達10余萬人。 1989年9月，二號編鐘復制成功，隨州市文物局組建古樂隊（后更名編鐘樂團），先后巡演武漢、北京、上海、成都、廣州、桂林、海口等大中城市及知名旅游景點，把編鐘之聲帶到祖國各地。

10余年來，湖北省編鐘樂團還攜曾侯乙編鐘（復制件），多次在北京、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盧森堡、日本...參加國慶35周年慶典、中國社會發展成就展覽、迎中國香港回歸、海峽兩岸文化交流、歐洲文化城市年、慶祝中日邦交正常化等具有歷史意義的國際國內重大活動和文化交流活動，在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心目中留下無比美好的印象。

1983年8月湖北省歌舞團運用偏鐘素材創作的“編鐘樂舞”，用歌、樂、鼓、舞相結合的藝術形式，將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編磬、建鼓等數十件古樂器仿制品，同臺演奏，“金、石、絲、竹、匏、土、茸、木”，八音和鳴，重奏千古絕響，把古代荊楚人民的藝術風貌、盛楚樂章歷史地再現于舞臺。《編鐘樂舞》不僅舞遍了大江南北，還出訪過美國、加拿大、日本和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把編鐘的神韻舞出了國門，受到了當地群眾和政府首腦的贊譽和歡迎。美國紐約市市長愛德華.艾.柯奇，在他的“感謝文告”中說：《編鐘樂舞》到紐約，使紐約市人民能有機會通過節目瞥見，欣賞古代中國的絢麗多彩的音樂舞蹈文化的精髓，“無疑是中國人民給予整個人類世界的一個具有獨創性的永恒的禮物。” 1984年，“編鐘樂舞”造型的彩車，參加了首都舉行的建國35周年的游行。它成為同《絲路花雨》、《仿唐樂舞》并駕齊驅的、反映中國古代文化的杰作，成為我國的保留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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